从西安到碛口

碛口古镇

维舟按，这篇是2006年秋陕晋行之后的游记，但在本号没发过，今天重访西安，翻出来纪念一下。回头来看，有些事恍如隔世（比如当时还不能异地买回程票），但也有些景象，或许现在早已看不到了。

一向对西北干旱地带有兴趣，终于决定去一次陕北。今年国庆、中秋二节合一，出行前一票难求，不得不推迟一天出发，而且买到的还是火车硬座。从上海到西安16小时，车厢一直极拥挤，只能不吃不喝，因为去倒开水、上厕所都成了极艰难的事，真是一次噩梦般的旅行。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9月30日清晨抵达西安，微雨初歇，天色阴沉，道路又有点泥泞，使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颇有点黯淡。下车后，立刻去买10月10日的回程火车票，听说卧铺也已售磬，绝望之下我和Suda都觉得自己再无力经历一次16小时硬座，改买了机票。

在西安停留了半天，未能免俗，去名声最大的鼓楼北院门一带转了转，赶夜班车去榆林。昏昏沉沉开了八九个小时，凌晨3点半抵达这个沙漠边缘的城市。

两日来路途已颇劳顿，在车上继续睡到6点多，只听到周围两个旅客低声交谈。其中一个是西安人，抽了口烟说：“榆林这地方不养人，前阵我呆五个月回西安，人家还以为挖煤去了。”

在这里，人与自然一直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年均降水量只有431毫米，大致是西安的2/3，或厦的1/3，听说近年雨水越发少了。

榆林古城

榆林长途车站出口处就是一截很厚的青灰色城墙断垣，虽然也有些城墙保护修复得不错，但显然也不能抱有太高期望。南大街、北大街（榆林通称“一街”）两侧修复建造了大批古典建筑，假古董在所难免，但总比贴瓷砖的好。

陕北的景点很孤立，常常彼此相距遥远，中间是大片雷同的黄土高坡。我本期望看到一个壮观的高原景象，但显然这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俯瞰角度，像我这样仅仅在盘山公路上靠窗眺望很难有所收获。

秋日的黄土高原颇见荒凉，尤其在佳县一带，人们住在干旱的高坡上，远近的山岭极目都是土黄色，草木稀疏。使我多少有点意外的是：山谷里的黄河毫无奔的气势，相反极为安静。这的确是我所陌生、而又难以形容的。

我们的行程是到榆林后转佳县过黄河，到山西碛口古镇，然后再从柳林过黄河回陕西境内的吴堡，从绥德转延安，去安塞看民间艺术，再经南泥湾去壶口瀑布，随后南下韩城党家村，接着去华山，再最后回西安。除了最后取消了去党家村外，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变化。

11天里除了3天在西安外，一共换乘了15次中长途（40公里以上）客车；从碛口赶往延安时，一天内换了4趟。有的车颠簸还仅是“足底按摩”，另有些则近似“全身按摩”，疲惫之余甚至不免自我怀疑所为何来。

此行最愉快的是在碛（当地读仄声）口，在这里住了两晚。我这个长江边岛屿上长大的人，如今头枕着黄河的水声入眠了。

碛口 黄河边的露天电影

到碛口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现黄河边的空地上搭着露天电影的幕布，去一问，那晚放《炮打双灯》，她笑着对我说：“是你爱看的片子。”——这片我已看过四遍了，但露天电影还是有一种奇特的味道，几乎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二十年前童年时的相关记忆。

开始我们还以为这是旅游内容之一（因为《炮打双灯》的场景很多是在碛口拍的），后来发现它好象天天放，而且观众绝大多数也是当地的村民，看完片散场，竟还有人骑着摩托车而回家去。镇上的路灯每晚也基本是在7-9点亮两个小时，倒也正好方便人们看电影。

《炮打双灯》放映的时候有些删节，不过考虑到很多孩子在场，这倒也无可厚非；放到片尾炮打双灯时，全场哄堂大笑，可见大众对悲剧场景的理解往往不一样。

镇口去年8月出资290万以工代赈在湫水河上新修了麒麟桥，以附近的黄河麒麟滩命名。次日清晨，我们过桥步行去附近山谷的古村李家山。黄河边早晨人很少，走了一小时，只遇到六七人。转入山谷后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忽然在这片荒芜的高原中出现了一个村庄，密密麻麻垂直分布在V字形的山谷中，远望这些开凿在崖壁上的窑洞，好似一个蜂房。

碛口 李家山

我不相信任何世外桃源。李家山的始祖据传是明成化年间迁来的，和晋陕一带高原比，这个山谷要湿润宜人得多，地近碛口，却又不至在交通要道而易受劫难。像我们去过的不少山村一样，这里也一样面临着空心化的境地。

在村里转时，一个正在吃早饭的大嫂卖了4斤枣子给我们：滩枣2元一斤，酸枣1元一斤，这个价钱比榆林略贵，她也因此很高兴地和我们交谈起来。

她有4个孩子（墙壁上挂的小红旗说她家是“模范户”），22岁的长女已婚，有两个在太原打工，如今不大回来，“我叫他们在太原好好打工”——太原到碛口300公里左右，坐车需要半天，来回车费对一个山村居民来说也满可观的了。她对目前的生活看来很满足，她乐呵呵地说：“现在几乎每天有人来”。

清晨的阳光洒到这片山谷里，布满村落各处的绘画专业学生及摄影者都在全神贯注地捕捉光线微妙的变化。一个老人的院落里挂着一幅对联：“看松柏不知岁已去，见杨柳始觉春又来”，平仄有点不调，大概是他自己写的，他对自己院子里的8个陌生人也神情淡漠。

这一带城乡之间常有巨大的落差。在一路满眼见到的贫瘠高原区后，我们乍到延安时很不习惯。不少人对拉萨被世俗化感到不满，背后原因如何姑且不论，但至少另一座圣城延安也是同样的命运。

在市区远望，延安的宝塔山其实是个平淡无奇的黄土山丘。它的闻名，主要是其强烈的政治象征意味。多少有点讽刺但也并不意外的是：宝塔在晚间用霓虹灯装点起来。

宝塔山的参观门票高达50元——我们听到时都失声大叫起来，不由使我想起2000年在洛阳听人说，本地人如果花45元去看龙门石窟，会被人嗤笑是傻瓜。不过反正来的大概也都是各地的朝圣团，不妨宰一把（2005年延安十三县区的旅游人数为500万，其中只有1/400是海外游客，而这1万多海外游客中，绝大多数恐怕又是去黄帝陵的海外华人）。

延安的街上放的不是革命歌曲，而是伤感的流行情歌；如今它看来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革命激情，而是消费热情。延安大学进门的大楼则是香港资本家出资建造的逸夫楼。在如今这个年代，事实上它也几乎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圣不敌俗。它终于变回了自己最初的样子：一个普通的二流城市。这里的人们也不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了：我们在南关的人民医院门口看到一群人围观一个中年男子殴打地上的妇女（看来是他老婆），但无人劝阻。

在陕北的大地上，延安现在正如100年前上海在中国一样，显得异常突兀。Suda也感觉它与周围大片的农村相比很“畸形”。我们的耳朵在习惯了好几天的陕北方言（它比我们想象的难懂得多）后，在这里突然遇到服务生的标准国语。

这里甚至有一个500人座的网吧，令我们惊叹不已。门口标示未成年人禁止入内，但上网的大多正是未成年人——其中不少看上去神情颓废；坐我旁边的一个，看来已经沉溺了大半天，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抽支烟继续打游戏。后来我们不慎把数码相机遗落在网吧里，过40分钟回来，相机和这个少年都不见了，使我们心有狐疑，怏怏地离开了延安，后半程也就此没能留下什么照片。

南泥湾

佳县的“东方红故乡”及延安郊区的“圣地高原农家乐”如今都消解为旅游卖点，而且也没有游客认真加以对待。在延安最大的东关汽车站，竟没人知道去南泥湾的车——后来我们听说要去南关汽车站问，终于听说去壶口的旅游专线会在那里停15分钟。

延安周围土地贫瘠，1942年时陕甘宁边区控制人口仅136万，五个分区中绥德分区占49万，是唯一人多地少之所，以当地的贫困，余粮想必极少，无力供养一支大军的给养。当时延安物资很少，由于封锁，消费品价格奇贵。

“南泥湾精神”，可想也是被逼出来的：假如不去开荒，就得面临饿死。不过这里土地毕竟并不肥沃，所谓“陕北的好江南”，与真正江南的亩产，还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那天在车站问起去南泥湾的车，有一个司机说：“南泥湾就一个雕塑，10分钟就看完了，你们去干吗？”——次日清晨大雾，导游连原本许诺的15分钟也未停留。不过在车窗中已依稀可看出这个乡村和普通的陕北小镇，没有任何区别。

看完壶口瀑布后，因为宜川没有下午发往韩城的车，我们取消了去党家村的计划，先回西安，再去华山。

华山毕竟是陕西最闻名的景区之一，管理上比我们在陕北经历的任何景点都好得多。第一天徒步7小时到西峰，两腿已有些酸麻，不由感慨自己近年锻炼太少，体力大不如前——七年前还曾背着35斤的包上黄山，两天步行有70里，现在不过背着七八斤的东西，下山时也要求助于索道了。

五岳中东、中、西三座为比较早的圣山，南北岳应是为凑足圣数五而后加上去的。按我们现在的观念，泰山、嵩山、华山的海拔均不算高，被尊为圣山似乎略有不解。盖因这三山的一条线恰在中国文明最初的核心地带，又都在平原边，山势突兀，平原之上最为显眼，古人重视的是相对海拔。

华山落雁峰有寇准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但这个华山最高峰也仅2160.5米，不说与之齐，比它高的山也不知凡几；所以山的知名，除了自身景色外，一大半还是人文因素。

这次在西安前后呆了三天，多数时间在大街小巷转，满足于各色小吃。在碑林、陕西美术馆、陕西博物馆里，大多为外国游客（尤其多中老年人），数倍于国人，在展厅时常可听到几种外语。甚至因为我一周多没刮胡子，一脸络腮胡，陕西博物馆里一名营业员竟用英语向我兜售商品，显然她把我默认为老外了。

这几个博物馆的门票大多在30元左右，对国人来说的确不便宜（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门票6美元），但我有时也怀疑，即使降到6元，国人去博物馆的会不会就多些。据说如今国内游客中参观博物馆的仅占2%，这的确是个令人沮丧的数字。

至于西安最闻名的秦（兵马俑）、唐主题的旅游项目，我反不大愿意去看，那还不如我通过书本去想象的好。西安的旅游主题围绕着自己最辉煌的年代：周秦汉唐，这种没落的古都气质，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联想起了北京和南京。

不过我们最好地清醒地知道，今天的西安根本就不是汉唐的长安，正如一个人也不是他祖父那样——与其强调这种继承性，还不如意识到这种差异性。

西安给我的印象也混杂着一些说不清的滋味，仿佛不同历史年代的东西，夹杂地处于同一个空间里。古城大部是明清的遗存，可却更愿意怀念较早最辉煌的唐朝。

华山回来时，我们正遇到西安2006年秋季全国糖酒会展，全城主干道尽是户外广告，当天本地《华商报》的报道是：2万多个“糖酒会广告尽显古城特色”；同报另一版上还有一条新闻，西安市文明委下发整治目标：年底前“主要大街不能有乞丐”。

虽然这种权力视野下的城市景观并非西安独有，但至少再次提醒了我这个外地游客：不同人理解的“景观”是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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